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因为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对外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成本，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为城市而牺牲农村的利益。

二、危机化视角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思考

因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间不对称而形成了中央财政盈余及地方的财政赤字同步年年攀升的局面。

新世界以来地方政府在资金短缺的压力下，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中套现，并不计算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PD。

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布，新增人口不再分地。

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主要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其间发生过三次城市经济危机，间隔7-8年。客观地看，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村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1960、1968、1975，2000万人）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新中国政府凭借土地革命有效地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须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

在高通货膨胀导致的市场风险打击下的小农经济更加趋于“风险厌恶”而采取“去货币化”行为。

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强大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下，中国在1950年迅速走出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高速原始积累阶段。

1956年，基本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成为“政府所有制”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财政占比在1958年陡然下降到仅约20%的中央政府，则以增发货币为手段加快积累。

尽管1958年中央发动地方政府开展的自主工业化建设维持了当年的高投资和高增长，但紧接着，就在苏联停止投资，撤走专家的同年陡然出现了国民经济的连续快速回落——1960年下滑超过21%。

三、危机二：1968年—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1965年——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以国防为目的）后方的建设。

从1965年起，中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我们将整个七十年代美国解除对华封锁之后，中国成规模地引进以欧美为主的西方设备的经济过程统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外资”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始于1972年的以第二次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竟然与1963年不得不让位于三线建设而不幸胎死腹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殊途同归。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相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而言，这场改革加强了中国集中体制的权威，其直接制度成本应该是下降的。

1994年三大宏观领域改革：人民币大幅贬值、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

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三农”自主发展，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化解经济危机之路奠定必要基础的。

邓小平：直接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

二、危机五：1988—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产业资本扩张促推政府信用扩张造成的以通货膨胀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理所当然地发生在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

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在九十年代演化为“民工潮”现象。

1992年4月1日，国家因农业主产品全国性积压造成财政对库存的补贴压力加大，而决定取消粮票。

1992年，中国由此使货币真正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也由此进入了货币化时期。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出口换汇每得到一美元，超过一半甚至3/4以上都是给国家还债用掉了。

1994年中国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实际贬值50%以上。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1992年，中央颁布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开办企业的狂潮，1992年即创办了20万家公司。

1993年财、汇、金三大赤字危机同步爆发，导致了1994年全面市场化改制。

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

九十年代初，土地本身就成了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土地开发或者流转，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八十年代“以地兴企”阶段的增值收益。

第四章 1997年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和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后2次危机与此前的6次危机不同，应该属于全球化条件下“第四次外资”带来的“输入型”危机。

客观上出现了新千年依赖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主要出现在国家层面，而地方区域层次的对外开放仍然主要是资金依赖和市场依赖的局面。

二、危机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其影响

1993年开始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使需求总量增长速率逐渐降低，加剧了总量方面的矛盾。

中国人直到1992年政府放弃了票证供应体系之后，才得以在市场上完全使用纸币作交易，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始了经济货币化进程。中国人直到2002年才完成了银行业脱离对财政依附关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这标志着中国有了独立运作的商业银行。

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2008年，当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美国第二大债券国。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在2009年第一季度末不再继续外出的返乡农民工中有64%的本地从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