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文读书笔记 历史 显微镜下的大明 读书笔记摘抄 摘录 马伯庸 豆瓣评分 8.7

显微镜下的大明 读书笔记摘抄 摘录 马伯庸 豆瓣评分 8.7

序言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 学霸必须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 引言 大明…

序言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

学霸必须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


引言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

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

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

明代的兵权分为两部分,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与训练,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属于兵部,二者互相制约。

明朝的地方政府权力乃是一分为三的,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名,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权并立,互不隶属。

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按、兵备道副使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

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帅嘉谟的一份报告意思是说: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会典》的权威性。

第三章 稀泥与暴乱

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在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第四章 秋后算账

万历五年七月,兵备道拿住帅嘉谟,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括程任卿在内的一伙五县闹事分子。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谟、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

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各处文书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斡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

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耕种几乎不能糊口,跟在龙脉上烧“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远。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比起谭昌言的委曲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锐气,也不会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后的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谁动了我的祖庙 杨干院律政风云


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人越来越少。到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因此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

明代有一个官职叫作“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其理解为一个空降的司法兼纪委官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进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天下透明 大明


序章 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纵观玄武湖的历史,可谓是屡遭劫难、动辄得咎。它的湖生,简直就是一部被人类霸凌的历史。

它万万没想到,这次封湖持续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将近三百年,几乎与大明的国祚等长。终明一代,后湖从未对外开放过,成为大明最神秘的区域之一。

第一章 天下透明

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

一个政权掌握的户籍数据越详细,天下就越透明,统治也越稳定。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户帖制”执行流程示意图

每一份户帖,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作籍联,次一联叫作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

他们不明白,户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

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第二章 朱元璋的理想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

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

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

此后历代王朝都吸取了这个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比如小规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

皇权到底下不下县,其实正是从这些小细节里体现出来:里长、甲首出自本管,帮役助手皆由其遴选,费用由集体均摊;乡约代行约束,民事争端要先诉之于乡老;钱粮赋税由粮长与里甲共催办之。种种琐碎事务,皆由地方自决自负,不需官府插手。

户帖的意义,仅仅在于登记人口数量,最多能为人头税提供参考。而黄册写明了里长、甲首的轮值年份,也就锁死了他们的徭役安排。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户帖是静态档案,它体现的是洪武四年的户籍状况。但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必须体现出这种变化趋势。

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鳞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索,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

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

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库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无怪乎时人评价:“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第四章 黄册攻防战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落实到执行层面,仍有无数漏洞可钻。驳查驳查,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

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叫活洒,又叫飞洒、洒派等等。

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军民,想要在户籍上做手脚,无论手段如何,最终都指向同一条路——篡改黄册;而无论改什么内容,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最现实、最技术的问题——如何篡改黄册而不被人发现。

第五章 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黄册库一向穷惯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没法控制自己。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

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

我们看到,这么一番操作下来,陶成、陈佐两人上结主簿,横勾六房,下联快手、皂隶,俨然在彭县衙门里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官、吏、役,横跨诸多部门的小利益集团。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成都府调来杜山、王廷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审了个清楚。陶、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自承诬告之事;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廷美之事;刘本敖贿赂鄢乾之事;刘本敖等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陶、陈将四个解户捏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陶、陈二人敲诈六十二个解户之事;甚至连刘本敖、王廷用两人买闲,王廷美越次争参等旧事也被翻了出来。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

正统年间,北京有个忠勇前卫的百户,叫杨安。杨安的老婆姓岳,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结果没能得逞。半年以后,杨安染疾而死,怀恨在心的校尉跳出来,指控岳氏谋杀亲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编造说,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杨安得病之后,这一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把符纸烧成灰混入汤药中,害死了杨安。

此案事涉人命,顺天府第一时间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收押。四个人在牢狱里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偏信了校尉的证词,动了刑,将四人屈打成招。

“冤死而民不思”意思是老百姓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一点都不同情。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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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rdan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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